【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金泰成 |另一个文明 ——阿来的文学世界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金泰成[韩国]）
01
中国宪法阐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除了人口十二亿五千万的汉族以外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其中按人口比例,人口数第十位的少数民族是有五百四十万人口的藏族。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等于是拥有五十六个文明。阿来的文学是与汉族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同时是中华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文学是维持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有阿来的文学我们才能够保存和享受西藏文化的美丽、健康、神秘和永恒。
过去两百年全世界变化或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方向是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是超越所有价值的絶对性价值。过去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该丧失的许多价值因现代性这个绝对价值的残酷的霸权被牺牲而变成了否定与破坏、忘却的对象了。现代性与现代化在中国与韩国以“西化”的方式与形态席卷了一百年的历史,结果我们几乎都西化了的同时,失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价值,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全面西化的记忆。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指15世纪末以欧洲文艺复兴和航海术为基础的西欧文化及其产物，以及以精神为支撑的启蒙主义价值而已。这种现代性必须“去传统”“去本土”吗？即，与传统或地域性彻底的分裂是现代性之必然吗？传统和现代性柔和地接触、优美地融合是不可能的吗？现代性从15世纪开始，20世纪时最为活跃，最近由于美国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商业主义的变质开始走向一种末期性的局面，同时也诱发出对东亚现代性的多元化解读。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同时存在过所谓“先锋”与“寻根”,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对在全球文化里长期占有霸权地位的现代性的一种中国化的解构方式。西方在一百年前已经开始否定现代性,把现在的时代区分为“后现代”。后现代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和以资本为动力的,区别于一百年前的西化的新全球化。问题在于解构以后没有重建,还要合理地适应于新全球化。
我觉得1980年代以后在中国文坛出现的“先锋”“寻根”、所谓“文化热”等现象都是克服西化或现代性霸权,同时解决解构以后重建和适应新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方法,可以说“先锋”是“全球化”的外向动力,“寻根”是“全球化”的内向动力,也可以说“先锋”是正面的全球化,“寻根”是正面的本土化或地域化。这两种文学的能量不让中国当代文学偏重于西化,能够大幅提高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内容。
02
冷战体制的终结以及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逐渐变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此进程中美国纽约双子大楼遭受了恐怖袭击。有关这起恐怖事件,不是文化学者而是个政治学者的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的冲突论”,说冷战以后的世界秩序由9个不同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和缓冲而形成,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开端。在全世界承认他的这种看法后不久，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穆勒(Harald Muller)提出了“文明的共存论”,批评亨廷顿的看法,说文明之间应该实现所谓的“和平共存”而非互相冲突,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这种新世界秩序观还不够完美,接之华人儒学学者杜维明提倡“文明间对话论”，要求超越共存从而建设和维持安定的地球村共同体。当然，这不是即兴的观念的玩笑而是基于现代新儒学长时间思维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文明间对话论”转换为传统和现代性对话的紧凑主题来思考。
传统和现代性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部分传统因素可能会成为现代性发展的致命性“文化障碍”。譬如以伊斯兰教为首的各种宗教的原理主义对现代性构成极大的威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济型生活态度也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不符。第二，对现代性无利也无害的传统因素存在：早已虚构化的西洋王室制度、民间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等。第三，不少传统因素对现代性发展起积极性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新教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支配我们生活的儒家传统也是追求现代性和世界化的精神动力。
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对历史和现实没有进行具体的批判性的反省，对未来没有进行深度的展望和探索，轻易地将支配了他们的精神和生活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弃之不顾。与之大致相同，为了实现现代性，我们也选择了把韩国传统文化连根拔起从而全面接受西欧文化。因此，从头到脚完全西欧化的现在的我们用“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象征文化帝国主义，在直面“世界化”这个巨大的潮流时就象是丢失了武器的士兵，充满了困惑和无力感。
摆脱这种困惑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迷途中迅速地转身寻找丢失的传统。在全世界兴起的地域文化复兴的潮流下，我们也应该为以“现代性”为名包装的我们的现实和未来寻找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西方的现代性和东亚的现代性是不同的，也没有相同的必要。所谓现代性，不是一种绝对的实体，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同价值观一般是能够同时解释那个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装置。因此现代性必然带有地区性的性质，被看作是西方胜利的现代性对于东亚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为了不重复过去的丧失,我们再也不能放弃被现代性牺牲的各种传统的、本土的、特殊的、固有的价值。
03
我以为翻译是一种复制,是把一篇文学作品里的眞实与美丽复制到其他语境里,也是把一个文明复制到其他文明里的过程。至今在韩国已翻译出书的阿来作品有小说集《格拉长大》、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传》等。通过这些作品的翻译介绍，韩国的读者能够更加具体地了解西藏的过去与今天，西藏人和西藏文化。这就是翻译小说的最基本的功能和意义的所在。至今在韩国阅读界介绍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有莫言、韩少功、刘震云、铁凝、苏童、余华、阿来、阎连科、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大部分是“50后”和“60后”作家。有关这种偏重现象阎连科曾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确实因为年龄太大,无法真正地参与今天中国的现实与遭际,也没有能力在写作中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明天与后天。他们的创造力逐渐减退,创作的激情在渐次地减弱。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太年轻,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独生子女世代’,他们富裕到什么都有,却又贫穷到无法明白或体会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中国是从哪儿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改革或着保守的中国将来要到哪里去。” 问题的所在就是如果韩国读者无法欣赏“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的话,也就无法了解他们所经验的另一个中国社会和他们所显出的另一种‘讲故事’的模式,而且“50后”“60后”作家的作品大部分是农村叙事,“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反映中国社会城市化、产业化之结果的城市叙事。幸好最近不少年轻作家包括张悦然、邱华栋、金仁顺、徐则臣、阿乙、路内等的大量作品被译成韩文,大举扩大韩国阅读界的范围,也大张旗鼓地在韩国出版界上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种乡城二元的视角和按照作家年龄的分类方法也会太公式化,不能正确地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这两种视域外面的文学的真实也会更重要。阿来的文学就是存在于这两种视域外面的重要文学现象。他的作品不算是农村叙事,也不算是神话或宗教叙事,而是正确而美丽地反映西藏的自然、生活、历史和人性的非常深奥的文学世界。总之, 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广、介绍和接受要尽量多样化, 理解文学现象的观点和视角也要充分多样化,绝对不能让任何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类型和内容占有霸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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